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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日报记者 孙云柯
这几天，宋丽荣借着家里装修的机会，把父亲生前的老物件又翻出来整理了一遍。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、带着批注的《红旗》杂志、工作时的笔记等，看到熟悉的字迹、朴素的内容，那个和蔼可亲、乐观向上的父亲宋恩庆仿佛又回来了。
宋丽荣手拿老照片讲述父亲宋恩庆的抗日故事。北京日报记者 吴镝 摄
宋恩庆的童年，是在遭人冷眼、干苦活杂活的环境里度过的。不到一岁，他就成了孤儿，靠着太祖母找奶母喂养，才勉强活了下来。“他甚至记不得自己哪一年出生，后来找同村人打听，才知道是1907年。”宋丽荣说。
苦难的经历没有打败他，反而塑造了他坚韧的性格。20岁出头，宋恩庆从地主家逃了出来，经人介绍到了门头沟的下清水完全小学，边干杂活边读书。
在这里，宋恩庆认识了担任教员的中共党员贾汇川，接受了革命熏陶，并在他的带领下，和其他几位进步学生以“桃园三结义”的方式，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——反帝大同盟。1931年8月，宋恩庆、韩晓升、吕光明等人庄严宣誓：“誓死打败日本帝国主义！要同生死，共患难……”
“九一八”事变爆发后，下清水完全小学师生群情激奋，积极投入到宣传抗日救国的活动中。1933年，宋恩庆到爨底下村，以当小学教员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。宋丽荣说：“我的父亲坚信，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！”
1938年3月，邓华支队挺进平西，开辟以斋堂为中心的平西抗日根据地，同月底，斋堂建立起由共产党领导的平西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——宛平县抗日民主政府，党组织任命宋恩庆为七区区委书记。
一天，宋恩庆和宣传队的几名同志带领镇边城、横岭五十余人的地方武装在马刨泉村召开群众大会，宣传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。正当会议开得热烈时，宣传队的同志突然接到立即回队的命令，撤离了会场。原来是发生了“大村事变”，反动的地主武装自卫团公开将枪口指向共产党、八路军。
此时，永定河刚开河不久，水流湍急，不时有冰块漂流而下。为了尽早向组织汇报，宋恩庆顾不上这些，硬是冒险闯过了河。到达县委所在的青白口村时，太阳已快落山，宋恩庆立即给上级打电话，着重描述了一路所见的自卫团武装布防情况。当年4月底，我军经过周密部署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溃反动地主武装，保卫和巩固了新生的民主政权，扫清了开辟抗日根据地的障碍。
1942年，宋恩庆调至昌宛县佐公署任县工委书记。此时，日本侵略者对平西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斗争恨之入骨，反复开展扫荡，实行烧光、杀光、抢光的“三光”政策。当年2月末，宋恩庆所在的县委机关被敌人逼到端崖台上，只得住在草铺和石塘里。“父亲曾提起，那个时期斗争残酷，生活非常艰苦，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。”宋丽荣说。
当年8月，宋恩庆到房山地区开辟新的根据地。一天，他和县大队长带大队晚间回到孟尔东江村（较巩固的根据地）。还没吃上饭，就有人送来情报说敌人今夜要来围剿县大队。宋恩庆赶紧忙完手头的工作，连夜带着队伍出发了。
走出大约十几里路，队伍便和敌人遭遇，大家能清楚地看到敌人手电筒的光在闪动，听得见敌人在大声喊话。宋恩庆带着队伍迅速上山，占据有利地形。后来敌人发觉了，枪炮声响个不停。这时，宋恩庆已转移到山的另一侧，让敌人扑了个空。宋恩庆曾说，“像这种遭遇战，在游击区经常发生，打得赢就打，打不赢就走，要保存实力，巩固和扩大我方的根据地。”
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，磨炼了宋恩庆坚定的革命意志，无论是残酷的战争年代，还是艰苦的工作环境，从未动摇过他坚定的信仰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宋恩庆从华北局调入东北局，投入东北恢复生产的工作中。离休回到北京，宋恩庆又参与平西人民抗日斗争史、晋察冀人民抗日斗争史的编写工作。宋丽荣说：“我的父亲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，对工作有着强烈的责任心。他的这些优秀品质，深深影响了我们这些子女。我们兄妹四人，对待工作都极为认真负责，不论做什么工作，就一定要做好。”
如今，革命精神代代相传。在今年的清明缅怀先烈活动上，宋丽荣正在上小学的孙子作为学生代表发言。他说：“我的太姥爷是老红军，他和他的战友们出生入死、浴血奋战，立下了不朽的功勋。我们要争做新时代好少年，继承他们的光荣传统，让革命精神永远传承下去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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